■刘毅
20世纪60年代，照相是件挺稀罕的事儿。
幸运的是，虽身处穷乡僻壤，机缘巧合，我打小就过了把照相瘾，但没穿鞋，光着两片脚丫。
那是1963年暑假，我上小学三年级。
某日，做完当天的暑期作业，吃罢午饭，我便在路边的晒场打陀螺。
不一会儿，堂叔刘三手里拿着条麻袋，与几个小伙子路过晒场，见我满头大汗的模样儿，心疼地说：“小子，消停消停吧，看你背上，都湿透啦。”
我停下抽陀螺的鞭子，明知故问：“三叔，你们要去赶场哈？”
三叔说：“去你爸那儿耍几天，镇上好玩得很。”
三叔说的镇上，当时是区政府所在地，我父亲在区邮电支局上班，距我们村也就20多里山路，虽不算太远，但对很少出远门的我，无疑是诗和远方，充满了诱惑。
真的吗？我既心动，又有点儿犹豫。
心动的是，真想去镇里开开眼界。犹豫的呢，是母亲上山摘四季豆去了，我如果不吭声就走，一是怕她担心着急，再就是怕回来后挨打。更关键的是，开春后天气暖和，为少穿鞋，省点儿钱，我一直打着赤脚。走路倒是练出来了，但在村里还好说，光着脚丫到镇上去，自个儿难为情不说，会让父亲难堪。
“想去就走呀！”三叔见我一个劲儿勾着头，盯着赤裸的脚不吱声，当即看透了我的小心思，快人快语地说：“你妈那儿，赶场回来，我给她打声招呼。你从没到过镇上，去看看稀罕，你爸肯定会欢迎的。至于两片光脚丫嘛，不是去吃酒作客，更不是去相亲，小屁孩一个，怕啥？”
是啊，小屁孩，怕哪样哦！跟三叔一路的几个小伙子，也跟着起哄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走吧！”
架不住三叔他们一个劲儿忽悠，我打消了回家穿鞋、换件新衣服的念头，咬咬牙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便跟着他们去了。
从村里到镇上，要过一个田坝、翻两座大山、穿越一个深深的大峡谷。田坝平坦好走，不成问题。爬山时，就有些体力不支了，感觉两个膝盖酸溜溜地疼。下台阶时，小腿肚不停地打闪闪，好几次差点跌倒。更难受的是，不少地段，布满鸡蛋大小的碎石，赤脚踏上去，刀割般疼，弯腰一看，右后脚跟居然划开几道口子，渗出了血。穿越马槽滩大峡谷时，因头天刚下过大雨，河水猛涨，滩水汹涌而出，几乎漫过河滩上两三尺高的石跳蹬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过跳礅时，我心中害怕，一脚踩空，差点儿掉进水里。幸亏紧跟身后的三叔眼明手快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这才逃过一劫。
两个多小时后，当我气喘吁吁、汗流浃背、狼狈不堪地出现在父亲面前时，他满脸惊愕。
“哇，你小子怎么来了？”惊愕之余，父亲脸上写满疼爱，连声说：“大热的天，这么远的路，把脚走坏了咋办？吃饭了没？累坏了吧？”
三叔一边喝茶，一边讪笑着说了原委，算是把我交给父亲，坐了一会儿，便赶场去了。
洗了把脸，休息一会，我这才缓过劲来。
“走啊，老刘。”这时，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微笑着走进父亲宿舍，说，照相去吧。说话间，看我坐在角落里，打趣道，哇，小家伙也来赶场啊？
这人是父亲单位的领导，前不久与父亲下乡，曾经到过家里，父亲当时让我叫他韦叔。
“这个……”父亲说，“孩子刚来，我准备带他上街吃点东西，要不，你们去照吧？”
“这不好吧。”韦叔正色说，“单位好不容易拍张全家福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况且，还要照标准照，贴工作证呢。”愣了愣，接着说：“小家伙碰上了，就一起照嘛，至于吃的东西，顺便买点就是了。”
“这不好吧？”父亲面露难色，“小家伙走得急，打着赤脚哩！”
“怕啥呀？”韦叔说，“农村娃儿，哪个没打过赤脚？赤脚照相，难得难得！”
“那好吧！”父亲颇有点儿难为情，但领导如此开明热情，也就不再反对，笑着说：“好吧，让这小子开开洋荤。”
接下来，大伙儿便一起出去照相。
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是照相机。照相机用一米多高、三只脚的枣红色架子撑着，可能安装在架子上面的小平台上，之所以说可能，是因为架子上严严实实地蒙着块红绸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只见一根五六十公分长、比电话线还粗的黑色绳子从红绸里钻出来，绳子末端，坠着一个深褐色的椭圆形塑料小球。
按照相师傅的指挥，我们六七个人分两排站定，然后他走到相机后面，掀开红绸，一头扎进去，窸窸窣窣地一阵鼓捣，接着听到“啪啪”两声响，好像开箱或关箱似的。
随后，照相师傅抬起左手，竖起中指和食指，连声喊：“注意啦，看我这儿。对，就这样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”
听到喊声，我浑身一激灵，两眼紧紧盯住照相师傅竖起的手指，下意识地扯了扯嘴。少顷，只见他扬起握着塑料小球的右手，优雅地那么一挥，一捏，“嘭”地一声，一道闪光划过，红绸里倏地冒出一股青烟……
大约一周后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尊容：表情僵硬，衣服破旧，左侧裤腿上有个破洞。尤其一双赤脚，插在穿戴整齐、周周正正的一帮叔叔伯伯中，格外扎眼，硬生生挤出来的一缕笑容比哭还要难看。
晃眼间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照相，如今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，手握智能手机，仿佛人人都是摄影师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随心所欲，高兴就好。
遗憾的是，那张唯一的赤脚照片，早已在辗转搬迁中丢失。但赤脚照相的画面，却在我心灵的屏幕上，久久定格。
